李光耀式的新加坡模式影响深远

　　不管是正式地还是非正式地，李光耀已经统治了新加坡50多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称赞李光耀是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但是他的影响力在21世纪或许会更为显著。新加坡在20世纪留下的遗产使之成为了真正成功的后殖民国家，这样的国家屈指可数。当阿拉伯国家逐渐分崩离析，印度周边的其他国家还在第二世界苦苦挣扎时—借用李光耀所著长篇回忆录中一卷的题目来说—新加坡则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第一世界强国。

　　21世纪的城市榜样

　　新加坡早已从殖民主义的阴霾中走出。当我们进入“城市化”年代，每座城市就好像灵活机智而又井然有序的岛屿，其重要性通常比整个国家更大，新加坡可谓21世纪的城市榜样，没有荒废的土地，也没有过剩的人口。在这个时代，高压统治的政府会遭众人谩骂，而新加坡管理国家就如同经营公司一样，并一直受到高度赞扬（李光耀刻意按照英荷壳牌石油集团的模式设立政府机关、行政部门和激励体制）。这个国家的经济策略看起来如同商业计划一般，其公务员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都被评为世界上最为清廉的国家。

　　在这个“后华盛顿共识”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新兴市场都在寻找一种新的模式。鉴于中国的华丽转身以及逐渐向超级大国靠拢，有些人提议“北京共识”。然而事实上，在这场21世纪管理模式的竞赛中，“新加坡共识”比“北京共识”更有可能获胜。与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意识形态就是没有意识形态，而是纯粹的实用主义。日益崛起的城市国家，如阿布扎比，正在借鉴新加坡的模式，不管是长远的城市规划，还是电子政务协议的采纳。然而，在效率上应该不会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新加坡这种近乎完美的程度：毕竟，当代领导人中没人能像李光耀那样自律，也没人具有他那种推行纪律的决心。

　　换句话说，李光耀的新加坡就是专家治国论者的梦想。新加坡的福利体系跟欧洲如出一辙，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但它既不鼓励希腊人那种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挥霍。新加坡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激励方案培养市民的良好行为，而这些方案又能使人们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稳定，专心工作。新加坡的失业率一直很低，几乎没有人无所事事。新加坡还通过征收消费税和向有车族收取拥堵费来促进对可持续发展有利的行为。

　　兼具东西方特色

　　有人认为，李光耀的退位将大大削弱人民行动党的势头。但不管怎样，看看中东地区，新一代的领导人比他们的父辈软弱了许多。人们对李显龙总理也远不及像对他父亲那样敬畏。尽管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遭到重挫，李显龙却能很从容地以谦逊的态度宣布从大选中可吸取到的重要教训。即使这个国家内部越发民主，新加坡仍是21世纪何为良政善治(GoodGovernance)这一争论的基础。新加坡向世人证明了即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以负起责任，政府永远都存在，但对公民必定是有求必应的。

　　如今扬眉吐气的反对党有了议会的席位，也有了决策权，但是它们必须记住以上事实。如今这个三党齐驱的政府务必要保证它们不会落得像美国国会那样。新加坡现在必须同时兼顾民主共识和果断行动，只有后者得以保持，前者才能得以实现。

　　新加坡还超越了传统，其举动在自由市场“纯化论者”看来，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计划创新。和许多小国一样，由于国土面积小，周边国家又不够友善，新加坡无法承受失败。因此它用壳牌那样的前景规划来预测全球和地区走向，决定重点投资在哪一领域，以掌控未来市场。这需要有远见，而新加坡绝不缺乏这种品质。兼具东西方特色看似有些矛盾，但那正是新加坡独有的重要特征，能让它做好准备充分利用这次权力交接。

　　但是在这位耄耋老人离开舞台后，新加坡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激励新一代人民公仆促进新加坡模式的发展，而不是停留在物质至上主义里。爱国主义可能已不再是新加坡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后现代的理念，来迎合世界发达城市越发多种族化的趋势，也就是“利益相关制”。像纽约、伦敦和阿布扎比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并不需要为当地的外来居民提供公民权或永远居住权。相反，真正需要竞争的是能否给这些居民提供机遇和归属感。正是这种个人的“买进”将造就学者丹尼尔·A·贝尔和阿夫纳·德沙利特在他们即将出版的新书《城市的精神》里所说的“市民主义”。这种“市民主义”（或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而非民族主义，注定成为21世纪最为主流的“主义”。

　　如果新加坡模式扎了根，这并不代表专制主义胜过了民主，而是在说公共政策的某些方面其实可被视为科学。而这也不仅仅是—个地区性的模式：在拉美的大部分国家，正盛行一种“新左翼共识”，该共识奉行的是不管选举结果如何都支持投资，支持穷人。虽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变动，这些政策却得到了理性的沿用。很难设想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是怎样，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他和他儿子逐渐放手，新加坡的政治生活将变得更加复杂，不易捉摸，也会更加民主。让大家拭目以待的是，相比李光耀过去50年的成就，民主的力量能否为新加坡带来更好的结果？（作者：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